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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都知道，清朝末期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，而西方的坚船利炮强势入侵，使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。从此，中华大地风云骤变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。
然而，事实上这种深刻变革的苗头早在明朝晚期就已显现。特别是在晚明时期，中国社会经历了几次极为重要的变动和剧烈动荡。
从更宽广的历史视角来看，晚明的这场大变局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展开剩余91%晚明时代，站在世界史的角度，正值“大发现”和“大航海时代”的高潮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麦哲伦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，人类的认知范围开始扩展到整个地球。这时的中国，在这全球版图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？
当时的明朝奉行严格的海禁政策。大航海时代带来的全球贸易浪潮，对中国的海禁政策造成了巨大冲击。
为了与中国进行贸易，获得国内稀缺的丝绸、瓷器等珍贵物品，走私活动极其频繁，海上“倭寇”盗匪猖獗，甚至逐渐演变成某些地方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直到隆庆元年，明朝终于放宽了海禁政策，倭寇的骚扰才逐渐平息。
不过，明朝面临的内忧外患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解决。倭寇只是其中一环，而晚明最为严重的变局，始于陕西的农民起义。
明末真正规模的农民起义起源于天启元年，陕北农民领袖王二带领众多百姓揭竿而起，使陕西陷入连年战火。
陕西成为起义源头并非偶然，这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遗留问题密切相关。
陕西地处高原地带，降雨稀少，土地贫瘠，黄沙漫天飞舞。在这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下，农作物生长极为困难。再加上经济落后，缺乏生产资料，一旦遭遇自然灾害，民众便陷入生存危机。
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，陕西发生了大旱灾，饥荒蔓延，百姓苦不堪言。
在那个温饱都难以保障的年代，饥荒几乎等同于灭顶之灾。各种惨剧接连上演。
庄稼颗粒无收，百姓只能靠啃树皮、野草果腹，而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当连这些都吃光后，人们竟然发生了“易子而食”的惨状，甚至出现“人吃人”的恐怖场景。
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态非一时偶发，而是持续存在的常态。
据说，当时小孩根本不能独自出门，夜晚家家户户门窗紧闭，若孩子外出便再也找不回来。
这里的“找不回来”，不是单纯的失踪，而是被人残忍剥皮抽骨，甚至将人骨当作柴火燃烧，残酷到令人发指。
在如此绝望的境地中，饥民为了生存，什么都敢做。
这只是表面现象，另一方面，明朝还拥有一批身经百战、领取“皇粮”的军人和驿卒。
这些人是农民起义的主力军，是真正的战斗核心。那么他们为何被逼至反叛的绝路呢？
在陕西这片严酷土地上，许多百姓为了生计不得不加入军队或成为驿站职员，靠军饷和驿站补贴勉强维持生活。
虽待遇低微，但总算能维持温饱。
然而，这种局面很快被打破。
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，官员刘懋向皇帝提出建议，认为驿站管理混乱，本应服务公务出差的官员，但现在大量被私用，凭证审核走过场，成了官员的私人场所。
鉴于国家财政拮据，他建议裁撤驿站，减轻朝廷负担。
这一建议表面合理，崇祯皇帝当即批准，裁撤行动取得显著成效。刘懋随后报告称，仅次年便节省白银六十八万两。
然而刘懋隐瞒了一个重要事实：节省的资金是通过裁撤大量驿卒实现的，上万人失业。
这群失业驿卒中就有后来成为农民军首领的李自成。
士兵和驿卒原本靠军饷维生，如今军饷拖欠，生计更加困难，甚至有人不得不变卖兵器换钱。
晚明政治腐败，朝廷内斗激烈，朝臣们只顾争权夺利，基层官员贪污舞弊，虚报隐瞒民情，士兵军饷频频拖欠。
日子越来越难过，许多人选择无所作为，只能默默等待死亡。
这时，饥寒交迫的农民和走投无路的失业士兵开始走到一起。
最初，他们只是结伴抢劫。他们认为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冒险一搏，哪怕被抓也是死，至少能够饱餐一顿。
渐渐地，这些小规模的抢劫团伙与官兵交锋，官兵多半变成了民兵，起义的火苗越烧越旺。
陕西陷入连绵不断的农民战争，烽烟四起，一茬又一茬起义军此起彼伏。
因饥荒导致的盗窃抢劫在历史上并不罕见，起初崇祯皇帝并未引起足够重视，认为只要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，事态很快能缓解。
然而这次不同，战乱愈演愈烈，局势失控。
崇祯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急忙派出合适的官员前往平乱。
这项任务被官员们视为苦差，去者不仅负重任，且若平定不了局势，还可能身陷囹圄甚至丧命。
奏疏纷纷上呈，如何平定陕西起义，众说纷纭。
其中，杨鹤的主张尤为突出。
他认为起义军毕竟是明朝子民，应以“培本固元”为根本，不能一味屠杀，因为杀戮会损耗国家的元气，最好的方式是以招抚为主。
这一建议与崇祯的想法不谋而合。崇祯既想平乱，又面临财政紧张，国库银两有限，内忧外患交织，辽东边防亦需耗费大量资源。
招抚相较于军事镇压，花费更少，若能奏效，何乐而不为？
于是杨鹤上任，推行以抚为主、以剿为辅的策略。
他殚精竭虑，几乎日夜不停地奔走与起义军谈判，喝酒吃饭，努力拉拢敌方，试图用和平手段化解冲突。
他的努力取得一定成效，部分起义军选择归顺，一些愿意弃武还乡者获得了官府的安置补助。
连当时最大义军首领“神一魁”也被成功招安。
然而，根本问题未解：饥荒依旧，钱财有限。
招抚资金很快耗尽，农民拿到的钱不过半年便花光。
没有稳定工作，生存依然成问题。
此外，军队管理混乱，士兵素质参差不齐，杨鹤领导能力有限，部下意见不一。
结果，部分起义军即便投降，依旧遭受屠戮。
生存压力与不满情绪交织，起义军再次反叛，兵力愈发壮大，迅速占领陕西北部重镇宁赛。
“神一魁”再次起义，意味着招抚政策彻底失败。
崇祯大怒，认定杨鹤失职，将其免职下狱，数月后杨鹤病逝狱中。
然而，这真的是杨鹤一人的过错吗？
他虽负有责任，但本质上是执行皇帝的旨意。
以招抚为主，正是崇祯的策略，杨鹤不过是践行命令。
崇祯则更看重结果，无论招抚还是剿抑，目标都是稳固朝廷统治。
这需要官员因时制宜，灵活调整策略。
随后，洪承畴上台，吸取杨鹤的教训，凭借强硬军事手腕，采取以剿为主的方针。
洪承畴性格刚猛，手下将领如曹文诏、杨嘉谟等皆为猛将。
曹文诏出身文官，因形势所迫转战沙场，屡建奇功。
他在西濠之战中亲自冲锋陷阵，大败敌军，名声远扬。
当时陕西民间流传一句话：“军中有一曹，西贼闻之胆寒。”
洪承畴联合曹文诏、甘肃总兵杨嘉谟、固原总兵杨鹿其、王承恩等，将军队调集，进行大规模围剿。
面对重兵围剿，起义军主要是农民组成，战斗力有限，难以持久抵抗，迅速溃败。
但问题依旧没有根本解决，民众仍然饥寒交迫，起义的火焰未曾熄灭。
起义军转而向周边地区扩散，山西、河南纷纷被波及。
“渑池渡”战役后，起义蔓延至湖广、四川。
尽管陈奇瑜、卢象升等将领采取铁血手腕，取得一定胜利，但最终依旧以失败告终。
李自成攻占襄阳、洛阳，三面围攻开封，直逼明朝心脏地带，攻破潼关，标志着崇祯“以剿为主”战略宣告失败。
为何各种政策无论招抚、剿灭或两者结合，最终皆未奏效？
根本原因在于明朝生产力落后，面对恶劣自然环境和连年灾害，农民无法维持生计，被逼走上反抗道路。
其次，朝政腐败无能，内忧重重，官员争斗激烈，政策执行混乱，农民无法信任朝廷，起义军反复降叛，民心尽失。
最后，明朝陷入内外夹击的双线战争，兵力捉襟见肘，无法有效镇压。
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，不是某一人能扭转乾坤。明朝至此，国运已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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